4、商人眼里的神话
鲁布鲁克激起了培根对东方的神往，但他自己却消沉了下去。他不再寻求返回东方的机会，相反，开始劝说基督教世界不要再将传教士派往遥远的鞑靼。此后许多年里，东方再没有接到基督徒的消息，直到波罗兄弟开始他们的旅程。
1261年，威尼斯商人尼可罗．波罗与兄弟马飞阿．波罗前往黑海北岸做生意，返回时因为战乱而不得不绕道波斯，结果却让忽必烈大汗的一位使者带到了哈剌和林。这是忽必烈第一次见到拉丁人，在蒙古帝国的首都，波罗兄弟受到了大汗的盛情款待。
波罗兄弟精通东方语言，这大大便利了他们与大汗之间的交流。忽必烈“以慈祥的态度和他们交谈，殷勤询问西方各国、罗马的教皇和其他各基督教君主王公的情况”，目的是希望了解这些国家领土的广袤、司法和军事情况，对教皇的情况和基督教事业，大汗尤其感兴趣。虔诚的传教士鲁布鲁克当年没能说服蒙哥大汗，但波罗兄弟的回答却令忽必烈大汗相当满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波罗兄弟娴熟的外语能力，他们不用像鲁布鲁克那样受制于一个蹩脚的翻译，但另一个因素也许更为重要：作为商人，在“基督即真理”这个问题上，波罗兄弟身上没有教徒鲁布鲁克那样厚重的傲慢，无疑这会让大汗更容易接受他们。
大汗最后决定委派他们充任回访教皇的专使，据波罗兄弟所说，他们出使罗马的目的在于“请求教皇派遣一百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七艺的传教士来，用公开清楚的讨论，向他境内的学者证明，基督教所宣扬的信仰是建立在更坚实的真理上的，比其他宗教更优秀”，以此证明其他的东方信仰都是错误的，其他的神祗都是恶魔；大汗甚至还希望他们能在返回时带上一点耶稣基督圣墓里的圣油。
带着大汗至高无上的御赐金牌，波罗兄弟顺利返回欧洲。在威尼斯，尼可罗．波罗发现自己的发妻已经去世，留下一个15岁的孩子马可．波罗。
罗马的老教皇死了两年，新教皇却还没有选出来，没有人理会波罗兄弟的使命。最后他们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在耶路撒冷的一盏圣灯里取了些圣油后，踏上了返回东方的路程，同时还带上了年轻的马可．波罗。走到小亚细亚的莱雅苏斯港，他们听说新的教皇终于选了出来，于是又掉头回去觐见新教皇。
教皇给大汗写了一封信，但却只派了两名传教士与波罗兄弟同行，而不是大汗所要求的100名。1271年11月，冬天从北方启程的时候，波罗兄弟也再次启程返回东方。
在亚美尼亚，他们的旅程受到了阻碍，亚美尼亚国王和巴格达的苏丹之间爆发了战争。两名学识渊博的传教士听说前方战乱后惊恐万状，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危害，决定不再前进，将教皇委托给他们的书信和礼物都交给了波罗兄弟，自己则由当地修道院院长保护着直接回到了安全的基督教城市。
教皇的冷淡和传教士的退缩不止是独立的个人行为，其实恰恰反映着西方世界对东方 热情的剧烈衰退。
汉唐年间对丝绸的狂热早已是过眼云烟，那个文明鼎盛的“丝儿国”早已退化成中世纪基督教百科全书里那句“赛里斯本是东方的一座城堡”，相反，轻柔精致的丝绸却进化成了天国的圣物，不贞洁的妇女穿上它马上会变得极其丑陋，穿着丝绸衬衫走在森林里的女童完全不必担心妖魔鬼怪的侵袭。对“丝儿国”的认识曾经从传说中开始，在丝绸之路上日趋客观和理性，最后却又在另一种传说中结束。
蒙古人急剧扩张所带来的震撼与幻想——大汗是基督徒、大汗的父母妻儿都是基督徒或者可能成为基督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大征服时代走向落幕，而渐渐变得麻木不仁。那位因鲁布鲁克的东方之旅而对基督教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科学先驱罗吉斯．培根，同时也是一位地理学家，但他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动力却是：只有研究地理学，才能弄清地狱的具体位置，才能防范末日的到来和撒旦部族的入侵。鲁布鲁克眼里的蒙哥大汗虽然没有皈依耶稣，但却宽容基督教，无疑让这位忧心忡忡的地理学家长舒了一口气：蒙古人不是撒旦的使者，他们也不是来自地狱。对罗吉斯．培根而言，知道这些，也就够了。
天国的使徒怯懦地退出，只剩下俗世的商人继续勇往直前。
波罗兄弟返回欧洲的那年春天，一位叫做雅各的犹太商人正从意大利启程，准备前往“大印度”——中世纪的欧洲将遥远的中国与印度统称为“大印度”。经过一年多的航行，犹太人终于在“蛮子居住的刺桐城”，即南宋的泉州登岸。在泉州，犹太人见到的是“一个无比繁华的商业城市，街道上挤满了潮水般的人流和车辆”（《光明之城》），他见识了世界上最优良的丝绸和最精致的瓷器。然而，蒙古骑兵已经逼近，南宋王朝行将灭亡，目光锐利的犹太商人看到了这一点，离开的时候，他感慨道：“这并不是光明之城，而是死亡的烟云”。
1275年的一个夏日，波罗兄弟终于回到了大汗的都城开平府。四年漫长的旅程，懵懂少年马可．波罗也已长大，开平府宏伟的宫殿让他迷醉，“该宫设计精巧，装饰豪华，整个建筑令人叹为观止……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马可．波罗游记》）。大汗的御花园里有肥沃美丽的广阔草场，许多清澈的小溪流经其间。花园里有成群结队的鹿和山羊，还生活着为数不少的鹰及其它不下二百余种鸟雀。御花园里小亭子的圆柱装饰着黄金，每根圆柱上都盘着一条龙，龙的全身也涂着金漆……
20多年前，传教士鲁布鲁克也曾给欧洲人带回过关于大汗的宫殿的信息，但和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富丽堂皇完全不同，鲁布鲁克笔下大汗的都城破落寒酸，“关于哈剌和林，你须知道的是，且不说汗的宫室，他并不比圣丹尼斯村大，而圣丹尼斯的修道院都比那座宫殿要大十倍”（《鲁布鲁克东行纪》）。鲁布鲁克没有说谎，马可．波罗也没有说谎，20多年的时光，蒙哥汗换成了忽必烈汗，都城从哈剌和林移到了开平府，皇宫也由简陋变成了辉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描述上的差异，而在于描述背后的态度：马可一家子首先是一个商人，其次是大汗和教皇之间的使者，最后才是基督徒；鲁布鲁克则只是虔诚的传教士。出于商人对财富天然的敏感，马可．波罗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大汗宫殿的豪华极尽赞叹之能事，出于对上帝负责任的态度，鲁布鲁克却必须理性地克制自己，避免去赞美任何的异教文明。
大汗的国度里让马可．波罗惊讶的东西还很多。汗八里（北京）的皇宫远比开平府更恢宏壮观；作为礼物，大汗一天之内可以收到不下十万匹骏马；大汗的国家发行纸币，所有人都认同和使用它，这说明“大汗对于财产的支配权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大”；杭州不下百万的人口……
传教士们曾在蒙元扩张初期对东方表现出过异常狂热的兴趣，但自鲁布鲁克之后，这种兴趣骤然消退了，大汗拒绝皈依基督，东方不是基督徒的天国。商人马可．波罗则用他的游记重塑了东方的形象，宗教的天国退去，俗世的天堂浮出水面，大汗的国度成了财富的象征。鲁布鲁克曾经在《东行纪》里提到，“有人告诉我说，该地区有一个城市，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他称该地区为“大契丹”，其实即金帝国统治下的中国，鲁布鲁克没有到过那里，但他做出了准确的推断：“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中世纪的欧洲久已不再有过“丝儿国”的消息，直到鲁布鲁克借助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推测，“丝儿国”才被从神话与传说中重新激活。
马可．波罗验证了鲁布鲁克的推测。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见闻庞杂，为大汗的国度里繁盛的物质文明所折服，其实他绝大部分的见闻都得归功于“蛮子国”即南宋帝国的文明遗存，当然，也包括汉化程度极高的“契丹”即金帝国遗存。
但当马可．波罗将自己所见到的世俗天堂介绍给西方时，却被视作了神话甚至谎言。1324年，马可．波罗临终前夕，他那些善意的朋友们又一次要求他取消自己《游记》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唯如此，他的灵魂才可能前往天堂，马可．波罗却回答说：“我还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去世之后，他那个“马可百万”的绰号也成了夸大其词的骗子和小丑的代名词，许多个世纪里，他的游记都被视为一本幻想出来的旅行小说。